网络安全是中美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拜登政府于 3 月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ic Guidance),将网络安全事务提升为政府的当务之急。结合其对华政策的基调,美国拜登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议题上将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打压策略,从军事、情报、经济、技术、联盟等方面对我国采取更为强硬的举措,全面限制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发展,通过拉大双方在网络空间的实力差距增强美国的竞争优势。


一、对我国关键目标采取试探性网络破坏行动

美国网军“持续交手”和“前置防御”的战术策略不会改变。美国学者詹姆斯·刘易斯(JamesLewis)曾撰文表示,网络空间的威慑策略是行不通的,美国必须摒弃“威慑”,并通过采取果断的行动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阻止主要对手的恶意网络行动。这也体现了美国网军的政策立场。未来,美国网军对我国采取持续性的网络对抗行动有两个目标。一是阻止针对美国的恶意网络行动,这是最直接的目标。美国网军可能锁定中国军事部门、情报部门、国家核心部门的网络基础设施、工业控制系统、核心人员的个人设备等关键目标,采取更加果断的网络进攻手段,降低我方的网络行动力和攻击能力。二是与竞争对手达成心照不宣的网络空间协定,这是中长期目标。美国并不希望与竞争对手在网络空间“大打出手”。为此,美国网军可能采取间歇性的网络破坏行动,根据对手的反应控制行动的节奏和强度,传达战略意图,确保竞争对手了解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界限,同时控制行动导致冲突升级的风险。为此,伴随网络军事行动的施压,不断展示其破坏能力,美方也可能提议与中方就网络安全议题进行谈判。


二、将中国列为美国情报工作的优先目标

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应该成为美国情报界的一个优先目标。在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方面,中国是美国的“对手”(adversary)。海恩斯还表示,新政府需要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有攻击性的手段,并且将投入更多的资源专注于中国问题。从内容上看,美国对华网络情报斗争的焦点已从反制网络商业窃密转移到确保供应链安全。根据 2020 年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国家反情报战略 2020-2022 年》(NationalCounter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2020-2022),美国情报界开始以供应链安全为抓手,评估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以及利用美国供应链的能力,从而为后续的国家行动提供决策支持和依据。2021 年 2 月,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签署的《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America's Supply Chains),内容包括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强制性审查。美国情报界的工作重点将落在加强威胁识别,识别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高风险供应商、产品、软件和服务等方面。


三、采取更加积极的信息影响行动

美国拜登政府指出,美国“将追究破坏性、干扰性或破坏稳定性的恶意网络行为者的责任,并采用网络和非网络手段施加重大成本,从而对网络攻击做出迅速和相称的反应。”通过采取更加积极的信息影响行动,美国可以缓解网络取证、信息来源和行动合法性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中,为了使报复恶意网络行动的措施更具合法性,美国将更倾向于向公众、同盟及对手有选择地披露关于网络攻击行动的信息。这一策略既可以有效利用在全球占据传播优势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以更加透明、主动的方式强化单方面的责任认定,同时,可以摆出更加果断的姿态,阐明打击网络空间恶意行为的立场和原则,最大限度地争取舆论支持。

在国内政治中,美国将继续借用美国智库的声音抹黑中国。在美国学界国家安全研究泛化的背景下,网络议题的安全化、政治化趋势在所难免。美国智库的专家通常是美国国会各类政策性听证会的常客,在华盛顿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智库在越来越多的行业研究中引入“国家安全”概念,这些以“国家安全”为由夸大中国威胁、质疑中国企业独立性的观点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限制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限制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和企业的证据。

此外,美国拜登政府将以香港、新疆等问题为切入点,继续在人权方面批评中国,更容易做出“成绩”获得选民支持、也更方便收获盟友的响应,从而在对华战略竞争的语境下提高其政策行动的合理化。


四、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崛起,美国意识到中国正对全球规则产生影响。美国拜登政府称,美国将重新致力于网络问题上的国际参与,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维护现有网络空间全球规范并塑造新的规范。拜登政府重返国际舞台的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理念殊途同归,美国拜登政府意在发挥美国传统的联盟优势,借助联盟的力量遏制中国。

首先,美国将极力限制中国在区域内发挥影响力。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建立由其主导的安全、技术与经济架构。在军事方面,加强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建立“D-10集团”,即“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在贸易、科技、供应链等方面限制中国发挥作用;与日本和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启动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其次,防止中国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包括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技术标准、国际组织、政治制度等。结合美国拜登政府近期与其盟友就科技、网络等问题密集沟通,可以判断,为了保持领先,美国拜登政府将联合盟友,甚至可能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限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这样的举措可能受到盟友的部分支持,例如,欧盟已有官员向议会提出与美国合作建设“跨太平洋科技与贸易委员会”,以共同制定针对新技术的标准。显然,这样的举动背后有阻止中国成为标准制定者的考虑。


五、以供应链安全为抓手加快中美信息产业脱钩

在科技方面,中国被美国认为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同时,美国拜登政府将中美科技竞争看作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将促进美国的基础设施、5G、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轻量化材料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同样是中国近年集中发展的一些领域。可以预见,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在科技方面的竞争仍将激烈。

首先,出于 ICT 供应链安全的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特定行业的投资流入和产品出口,更将成为维护核心产业供应链安全和技术领先的主要手段。特朗普时期出台的部分法案,如 2018 年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Review Modernization Act)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对芯片行业,美国拜登政府特别表示,将寻求 370 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并通过国会推出相关法案,以强化美国芯片生产能力。可以看出,美国拜登政府集各方力量保证美国供应链安全问题的决心。

其次,美国政府对相关产业的扶持成为美国拜登时期在所难免的趋势。政府将可能直接加大对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在核心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考虑到拜登的副总统哈里斯是来自加州的议员,与美国的科技巨头保持密切关系,美国可能从政府角度给本国的研究和科创产业更多支持。

此外,美国拜登政府可能通过“小院高墙”的方式,对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进行各种限制。美国拜登政府还可能寻求建立新的、针对新兴科技等领域的“联盟”,或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框架内创建新的规则,以团结可信赖的盟友,保证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重要技术的供应链安全。

内容来源: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1年第6期
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鲁传颖